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然 郑嘉伟 王诗涵

　　发于2024.12.16总第116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午后的日光照在郑家大屋的二楼回廊，三三两两的游客忙着换装、拍照。他们大多是被小红书上的“澳门攻略”吸引来专程打卡的。

　　从这里步行几分钟，就能走到布满葡式碎石的老街，看到颜色鲜亮的欧式建筑。郑家大屋虽有中西结合的特色，整体上却是典型的岭南中式民居。19世纪末，郑观应就是在这里写作了举世闻名的《盛世危言》。这成为400多年来澳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之一。

　　25年前的1999年12月20日午夜，澳门回归祖国。郑家大屋和整座城市一起获得新生。2001年，特区政府取得业权之时，大屋80%以上地方有不同程度损毁。历经8年修缮，这座澳门唯一的“荣禄大夫第”终于恢复原有面貌，于2010年开始向公众免费开放参观。

　　始建之时，大屋面向澳门内港，可见商贸中心的千帆竞发。今日，则能看到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它们和大屋本身，都是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政治、经济、民生建设及区域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果的缩影。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1日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时，充分肯定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中央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牢固树立，澳门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每一个澳门人都会说：25年来，澳门人收获的是满满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澳人治澳”的人情味

　　丽华新村二座是澳门老城花地玛堂区一栋普通、老旧的公寓大厦。一层，林立的临街店铺间，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里，几位老伯正对工作人员抱怨生活上遇到的难题。旁边的小会议室里，挂满了市民送来的锦旗。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宋碧琪推门进来，风风火火。这里是她和另外几位“民众建澳联盟”(民建联)议员接待市民的地方。

　　“今天‘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局面，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宋碧琪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她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25年前，小学刚毕业的她跟着街坊走到关闸，亲眼见到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的一幕。此后，在新成立的特区政府15年免费教育及奖助学金政策的帮助下，宋碧琪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生。2013年，在澳门特区第五届立法会议员选举中，从澳门大学法律系毕业、从事了三年全职社区服务工作的宋碧琪，当选为最年轻的议员，时年28岁。

　　而在澳门回归前，葡裔精英几乎操控了“直接选举”的全部议席。当时，澳葡政府与占本地人口九成以上的华人的关系，被人们形容为“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澳门基金会高级技术员蔡永君的研究显示，在1976年和1980年的最初两届立法会议员选举中，在歧视性的选民制度下，华人居民几乎未能参与投票。

　　在此背景下，澳葡时代的澳门居民不得不自己撑起社会治理的重任，由此形成独具澳门特色的社团社会。由于这些社团普遍秉承爱国主义传统，澳门在回归前就有“半个解放区”之誉。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名誉教授曹二宝回忆，回归时，解放军进驻澳门的路线是完全公开的，“当时我来澳门出差，沿途任何一个司机都会告诉你驻军进驻澳门的具体路线，表示期盼和欢迎解放军”。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龙飞指出，“爱国爱澳”的深厚历史基础、文化主体性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积极意愿和传统，正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的最大优势所在。

　　澳门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在实践中如何体现？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的直接选举部分就是一种实践。选举采用独特的“改良汉狄比例法”， 选民对不同组别的候选人名单投出独一票，每张名单上的候选人则依次按名单得票数除以1，2，4，8，以此类推，计算各人票数，最终取所有名单上的前14名得票最多者。“这样就保障了小组别，也就是小群体，也能有当选议员的机会。”宋碧琪介绍。

　　2013年的选举中，由于在本组别名单上排名第三，宋碧琪的得票数要在名单得票的基础上除以4。她算了算，觉得自己当选的概率不大，“抱着学习的心态参加”。不承想，长期扎根社区的服务得到市民认可，宋碧琪所在组别斩获2万多票。她不仅顺利当选，而且“除下来还不是当选议员中得票最少的”。如今，她已连选连任三届立法会议员，也兼任起越来越多的社团职务。

　　统计显示，回归以来，来自本地不同阶层的居民，在立法会议员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其中直选议员大多具备丰富的社团服务经验，广为市民熟悉。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编《“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经验》指出：行政主导下的行政、立法、司法、社团“四位一体”管治体系，是澳门最重要的“一国两制”实践经验。

　　进入新时期，澳门公共行政改革不断深化。2012年，在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澳门自回归以来首次对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作出修改。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澳门特区政府进一步提升运作效能，提高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和施政水平，着力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至今，“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被设定为澳门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

　　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借鉴内地有关数字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经验，积极探索，特别是推出“澳门公共服务一户通”，将原本分散在多个公共部门的服务整合起来，通过提供“一站式”服务来优化公共服务网络，更加便民利民。

　　对宋碧琪来说，最近十年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成绩，是和另外8名同事共提《租务法》，于2017年在特区立法会得到通过。当时，澳门房屋租赁市场不守约的“租霸”现象泛滥，《租务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问题的制度漏洞。

　　这也是特区立法会成立以来，极少数由议员首倡提出的法案。“澳门特区大多数法案是特区政府提出的，议员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收集意见、请法律专家协助，最终提出法案，并不容易。”宋碧琪回忆，“《租务法》从倡议提出到通过，历时两年，一步步推动法案落地的过程很艰辛，但也很感动，因为这是议员、特区政府、社团等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其间虽有很多讨论和争议，却体现出大家都有一颗真诚想为澳门做事的心。这个氛围非常可贵。”

　　此外，2018年以来，澳门有序推进一系列国安配套立法修法工作，完成八项法律和一项行政法规的立法和修法，逐渐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黄少泽介绍，澳门已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可为”的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氛围。“国家安全问题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

　　今天，在丽华新村二座那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放着可供市民取阅的民建联议员们书面质询及部门回应合集。从进一步推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到推进大湾区经济合作，再到为长者公寓增设公共交通、控制施工扰民，最近几个月的质询覆盖澳门经济发展及民生关切的方方面面，这是“爱国者治澳”的典型体现。

　　2024年10月13日，岑浩辉高票当选澳门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候任人，11月1日在北京接受正式任命。“这既是中央有效行使对澳门的重大人事任免权，依法任命行政长官及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的重大举措，也是特区高度自治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具体体现，更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生动例证。”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高开贤表示。

　　自回归以来，“老澳门人”岑浩辉长期担任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服务于澳门“四位一体”管治体系中的司法部门。接受媒体采访时，岑浩辉说，自己最喜欢澳门的人情味。参选竞选期间，他和4779个人次，230多个社团交流。“我可以很坦诚，相互之间交流协商，有什么看法，跟他们交流，有什么政策跟他们沟通。”

　　“我们有非常可爱的爱国爱澳社团。有非常亲近、平和、健康，而且体谅人的百姓、市民，相互之间就是这么一种很纯朴、很容易相处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复杂的人情味。”岑浩辉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月1日会见岑浩辉时表示，希望岑浩辉带领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团结社会各界勠力同心、守正创新，担当进取、善作善成，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小城市”的大空间

　　即使是工作日，从妈阁庙前地到大三巴牌坊，澳门老城区狭窄的街道还是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人们走过葡式风情的碎石路，经过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岗顶戏院外的绿色外墙，驻足在“有传统味道”的手工糕点铺前，公交车上，不时听到司机大声提醒初来乍到的游客：“到金沙的在这里下车，往前过天桥就到啦！”

　　25年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16世纪以来，澳门作为国际贸易港口，不仅是货物进出的重要枢纽，更是东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的中心。根据澳门老一辈新闻人唐思所撰《澳门风物志》的记载，今日繁华的水坑尾街一带，鸦片战争前曾是外商云集地，大榕树下，丝行、茶叶行、瓷器行密布。然而，19世纪末，外商逐渐转移到香港，洋行旧址空置，逐渐变为住宅。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博彩业的发展，澳门又经历了一个畸形发展时期。今日肃穆典雅的岗顶戏院，那时一度供“巴黎疯狂艳舞团”驻场演出，引发市民抗议。到回归前夕，澳门更陷入连续4年的经济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仅排在40名前后，失业率则超6%，刑事案件频发，“每天电视节目里只要出现大三巴牌坊的影像，就知道要播送治安事件”，游客不来，市民也生活在恐惧中。

　　回归之初，面对现实，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提出“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施政方针。澳门治安状况迅速好转，严重暴力犯罪常年保持零案发或低案发。2012年以来，澳门总体失业率多年保持在2%以下，总体就业人口月收入中位数由1999年的4920澳门元增加至2023年的1.75万澳门元。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于2002年开放博彩经营权，刺激国际资本进入，当年经济实质增长率即高达11.7%。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开放，开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今天，踏上澳门土地的游客不仅是被这里的博彩业吸引。2023年，特区政府及民间举办的各项艺文活动参与人次接近2000万，大型演唱会等活动观众达100万人次，产生约11亿澳门元票房。截至11月初，今年澳门入境旅客已超过3000万人次。

　　澳门为何不愿只做“赌城”？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适度多元”战略不仅能维护澳门的经济安全，应对未来风险挑战，更能改变社会的精气神，形成竞争、创新的活力。“如果小孩子高中毕业后去赌场上转一转，立马每个月工资都高过写字楼里的大学毕业生，社会发展就将走向畸形。只有年轻人有竞争和创新精神，澳门才能有发展的活力。”

　　近年来，澳门明确定位“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2023年更编制出台首个全面系统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力推“1+4”多元转型，务求实现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重点产业较快发展。

　　到2023年，非博彩行业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61.7%。此外，作为中国和全球9个葡语国家间的“精准联系人”，2023年，澳门对葡语国家进出口总额14.3亿澳门元，较2003年增长7.9倍。

　　然而，无论是进一步发展新产业还是聚集高端人才，澳门都受到空间匮乏的限制。这座小城的陆地面积约等于1/34个香港，有人比喻道“只要逛0.6个秦皇陵，就能逛完澳门”。在此背景下，2015年，中央明确澳门特区海域面积85平方公里，与33.3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相衔接。2021年，中央正式把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作为粤澳深度合作区，实行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管理体制，使澳门的发展空间扩大到224.76平方公里。

　　截至今年10月底，已有6521家澳资企业落户横琴，在深合区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超过1.6万人。如今，深合区拥有各类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3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68家，国家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1家。横琴口岸开放之初，每天只有几百人通关，以游客为主；如今，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已超过10万人次，通关人员多为琴澳通勤工作者，“七分民生、三分游客”。

　　对澳门居民来说，跨越从澳门到横琴之间“隔海相望”的187米，拥有的不只是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在横琴的“澳门新街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遇到一对刚移居满一年的澳门夫妇。他们说，从澳门开车往返新居仅需20分钟，但生活环境非常不同：“澳门要比较高级的公寓才会有这种(绿化的)小区，基本上一出门就是马路。我们比较喜欢现在这种(生活)，吃完饭回家在小区正好走一走，有自己的空间，有很多花草树木。”现在，他们正准备在横琴注册公司创业。

　　十年前整体搬迁至横琴的澳门大学校园，山水辉映。从葡京酒店门口乘公交车至此，只需半个多小时。一位澳大教师指着大草坪对记者介绍：“每到周末和假日，澳门居民常来这里郊游，我们戏称现在的澳大是‘澳门最大的市民公园’。”

　　除了地理空间，近年来，澳门发展的制度空间、政策空间亦不断拓展。2022年12月，“澳车北上”政策正式施行；2023年12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正式公布；2024年3月，横琴“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封关运作；7月起，自澳门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行李物品免税额度从5000元提高至1.2万元，为非中国籍澳门永久性居民签发往来内地通行证、便利往来；11月出台珠海市户籍居民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赴澳门旅游“一签多行”签注新政策……

　　叶桂平建议，未来应加快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完善琴澳跨境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增强区域的流动性和连通性；加强两地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便利通关等方面的“软衔接”，消除制度性障碍，推动琴澳两地要素跨境高效便利流动，促进人才往来及产业发展，营造更加融洽的区域发展环境。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澳门回归祖国的实践证明，只要路子对、政策好、身段灵、人心齐，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戏。

　　“过去25年，澳门特区享受了中央的许多政策红利。未来25年，澳门应当要更多地考虑：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澳门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叶桂平说。

　　“澳门盛产什么”

　　“常有人问‘澳门盛产什么’，我们会笑着回答‘不是杏仁饼，不是蛋挞，而是社团’。”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会长吴小丽说。

　　澳门是当之无愧的社团社会。人口不到70万的土地上，平均每百人就有一个社团。回归祖国25年，澳门社团数量从1700多个增长到近1.2万个。目前，仅澳门工联总会、街坊总会、妇联总会3家骨干社团会员就达到18.42万人，比回归之初增长137%。

　　澳门的社团社会诞生于对澳葡政府“不管不顾”的无奈应对中，也承载了澳门居民的爱国主义情愫。但现在，澳门已经回归祖国，澳门居民为何依然需要这么多社团？

　　如今已是多家社团负责人的宋碧琪，2010年刚到民建联全职从事社区服务的第一天，是到一栋有20年楼龄的大厦参加业主会。走在澳门街头，抬头就会看到天空被两侧高耸的大楼夹在中间。在遍布霓虹灯的底商夹缝中，能找到一个窄窄的写着“××大厦”的入口。与内地不同，澳门寸土寸金，多数居民都住在这样的大厦里，一栋“庞然大物”能住上千户，俨然一个社区。

　　十余年来，宋碧琪及其社团试图推动的工作之一，就是“大厦自治”。过去，隐匿的非法旅馆、几十年不曾保养的电梯，以及收钱不办事还拒绝“退场”的物业公司，无不影响大厦居民的居住体验。“居民觉得，我花了大半辈子的人生，投入那么大，买了一间房，却不能安居。”宋碧琪回忆道。

　　大厦多为私人业权，特区政府直接介入存在一定的困难。社团的使命是推动大厦居民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宋碧琪工作第一天去参加业主会的主题是讨论大厦的维修保养，多数业主支持利用特区政府的“楼宇维修基金计划”翻新大堂，便利长者出行，但有两名业主认为大堂状况良好、无须翻修，现场“气氛很僵”。

　　宋碧琪意识到，同一栋大厦内，左邻右里对大厦管理未必有相同的认识，有些居民依然抱着“不要搞那么多麻烦事”的心理。这也正是社团介入的意义：此后的十余年间，宋碧琪和民建联的同事一起，一边在行政、立法层面推动物业法规完善、简化业委会建立程序，推动政府代表参加业主会议；另一边，努力提升居民的自我管理意识，培训业委会成员熟悉大厦管理制度，乃至管理技巧，“包括如何化解左邻右舍的难题。有了业委会，居民面对简单的房屋漏水问题，可能一个电话就打给业委会主席”。

　　近年来，民建联还提出“兄弟业委会”的概念，即由成熟的业委会对邻近大厦的业委会建设提供帮扶，这体现了社团社会典型的“互助”精神。如今，民建联的工作覆盖了300多栋大厦，涉及居民十数万人。

　　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指出，正是各个细分领域的社团连接起澳门特区政府与民众，形成合力，使澳门“一国两制”可以有序进行，达成特区政府提出的“善治”目标。一些骨干社团如街坊总会“从3个月到100多岁都管”，仅今年上半年就累计服务逾178万人次，覆盖托儿所、中小学、辅导中心、家庭服务中心、业主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颐康中心、长者护理中心乃至善终服务等各个领域。

　　此外，澳门社团社会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特区政府的行政主导。吴小丽介绍，街坊总会积极协助特区政府各部门，广泛收集居民在交通、卫生环境、城市发展、市政设施等方面的需求与反馈。凭借这些工作，特区政府能更精准把握社区实际情况，进而提供更贴合民众需求的服务。

　　同时，在特区政府引导下，社团除了照护“家长里短”，也能调动民众，服务社会。2003年非典疫情后，澳门数百个社团牵头拉动十余万人参加特区政府组织的“城中半日游”活动，以带动内需，迅速恢复景气。

　　2008年汶川地震中，澳门归侨总会创造了“第一位抵达灾区进行现场援助的境外人士、第一批送抵灾区的境外物资、第一个建成抗震学校的境外企业”等三项纪录。

　　社团社会活跃的根基，亦在于特区政府为澳门居民提供了丰厚的基本社会保障。目前，澳门已建成的公共房屋单位数目超过5.7万个，95%的社会房屋租户获豁免缴付租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20平方米。年满65岁的澳门永久性居民，平均每个月从政府享受的现金性福利超过6200澳门元，可达本地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数的30%。社会保障制度还覆盖失业、疾病、出生、结婚等津贴。

　　今年9月，澳门协和医院开业，为实现“大病不出澳”目标迈出坚实一步。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介绍，截至2023年底，澳门每千人口对应注册医生、护士、病床数分别为2.9名、4.4名和2.8张，分别是回归时的2.3倍、3.3倍和2.1倍。65岁以上的老人可享受免费医疗，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99年的77.9岁提高至2023年的83.1岁。

　　随着社会发展，澳门也和其他城市一样，面临新的挑战，亟待政府、社团与各界合力解决。如宋碧琪指出，当前澳门社会养老床位比例低，一些老人“排队要排一年以上”。她建议，应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养老产业合作。

　　叶桂平指出，时代发展也对澳门特有的社团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产业结构变化，澳门的中产阶级团体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积极争取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政府在协调社团利益矛盾方面提出了新挑战。他说，澳门特区政府需要让社团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加强社团的代表性，扩大社团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政府则要善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保证社会和谐。

　　“未来，澳门需要继续发挥好‘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叶桂平说，“过去25年来，这正是澳门人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来源。”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则指出，“一国两制”是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更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源泉。“‘一国’之本、‘两制’之利就在澳门人的身边，我们是受益者，也是践行者。”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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